杜珝甡，畢業于德國德紹建筑學院，現任高校建筑學教師。熱衷于研究當代城市的去中心化現象，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主義與建筑學的發展趨勢。

經驗告訴我們，每當政府用心良善準備有所作為的時候，我們就應該保持最高程度的警惕來捍衛我們的自由。

——大法官路易斯•布蘭戴斯（Louis Brandeis）《奧姆斯特德訴美國案》1928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于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中強調“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這一發言究竟是體現了將來的一種公共政策還是僅僅是習主席的個人見解，我們無從得知。但是，鑒于其特殊的身份，這一發言自然體現了政策性的強制力，也似乎預示著政府對于設計領域之干預的開始。

與其過度的解讀這位國家領導人的言辭，我們倒不如借機提煉出兩個未被討論的問題。其一，奇奇怪怪的建筑有那么糟糕嗎？其二，對于設計領域進行政策干預是否值得提倡？

奇怪的建筑？

今天的人們會非常自然的將“奇怪”一詞與“丑陋”、“怪異”、“雷人”等詞匯聯系起來，這也讓原本具有中性語義的“奇怪的建筑”獲得了一種道德上的卑劣評價。然而事實上，所謂的“奇怪的建筑”只不過是在建筑設計實踐過程中的一種分野而已。早在現代主義風格出現之前，便已在德國、荷蘭等歐洲國家的設計實踐中出現了兩種分野，一種是為了新時代的新問題尋找新形式的自由藝術創造，其代表人物有漢斯•珀爾齊格、馬庫斯•貝格、布魯諾•陶特、埃里克•門德爾松等人；另一種則是為了新問題提供工程和技術的支持的功能性美學，代表人物為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密斯•范•德•羅等人。

其中，前一分類的建筑師們為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提供了一種極具創造力和富有熱情的設計方法。當然，那些設計在今天看來也是相當奇怪、雷人的，比如像變形蟲一般的建筑平面、以及像被一雙大手揉捏而成的建筑形態等等。后一分類能夠純粹為功能服務，并且從審美方面來講也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但是其建筑形式卻沒有過多的創新，并在一定程度上仍延續著古典建筑美學。

這兩種實踐上的分野也一直延續至今，并隨著全球化的資本流動以及建筑師業務范圍的擴大發展到了更高的境界。自由藝術創造的設計分野從分形幾何的數學理論、種系關系學的形態研究、參數化設計軟件等領域中獲得了技術和理論支持，使得建筑的形式更具有可識別性。另一分野則是從建構的角度、場所的角度、類型的角度吸取營養，使建筑的形式的發展更加符合邏輯并適應人文環境和氣候環境。客觀的看來，這兩個分野并非是相互對立的，在道德上也難分高下，他們不過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

假如我們硬是要在兩個分野中分個高下，確立一套官方的審美標準，來決定一者為美，另一者為丑；一者合法，另一者非法。那么這個標準合乎邏輯嗎？它真的能夠體現美嗎？正如伊曼努爾•康德曾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推翻了法律與善的聯系，我們也可以推翻審美標準與美的聯系，因為審美標準并非反映了“美”，而是定義了制定標準的人想要的“美”，而不管你遵守與否，標準只會更加的嚴格和細化，而設計活動則最終墮落成了對于這種被定義出來的“美”的模仿。

政策干預？

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當今中國的城市中出現了許多令社會公眾無法接受的丑陋的地標性建筑（請允許我使用丑陋一詞），并且公眾們也難以對于這些丑陋的建筑施加壓力。這個問題一直很難解決。一方面，建筑形象是建筑師與委托人進行協商并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的結果，街道上的行人其實是與設計合同毫無關系的第三方，無論建筑的形象美丑，建筑的形象讓他們心情愉悅或是反感厭惡，第三方都不需要為建筑物支付費用（基礎設施和公共項目除外），此時他人之于建筑形象的權利是極難界定的。另一方面，由于建筑是城市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筑的形象不同程度的，并且不可避免的影響著城市的形象。那么如果出于讓城市更美觀這個合乎邏輯并且用心良善的意圖，便輕而易舉地到達了“我們需要政府出手干預建筑設計”這一命題。

這是因為，我們很容易把所有問題的原因都歸結為“社會上沾滿了銅臭氣”，也就是市場問題，而市場的問題則是廣泛被認為源于人的動物性。換句話來說市場上的人由于無法擺脫自己的動物性，那么他們就需要政府里的人來約束自己。那么問題來了，政府里的人身上的動物性真的比市場中的人少嗎？為什么不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中國的雷人建筑，統計一下政府以及政府下屬的產業部門所主導的建筑在其中占幾成；還可以再更進一步，從規模上對比一下，到底是政府擁有的大體量雷人建筑多還是民營部門擁有的大體量雷人建筑多。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政府官員身上的動物性并不比其他人少，至少從審美品味的角度上講并不比其他人高到哪兒去。

另一個問題，如果說政府的干預是為了實現一種高尚的目的（民族偉大復興云云），這樣是否說的通呢？

舉一個例子，20世紀30年代，在希特勒的社會工人黨成為德國第一大黨以后，希特勒為了讓德國國民從一戰的戰敗陰影中走出來，并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于是對整個德國境內的文藝活動進行管制，將從20世紀初開始興起的所有抽象藝術都定義為墮落和非法的藝術，而在建筑方面則推行一種帝國式的體現雅利安民族傳統的建筑風格，驅逐了剛剛走上正軌的包豪斯學院，并且還要求在瓦爾特•格羅皮烏斯所設計的包豪斯主樓那由玻璃、鋼材、混凝土構成的客觀表皮上加上一個雅利安式的坡屋頂。這也使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密斯•凡•德•羅等包豪斯的教員們離開了對文藝管制更嚴格的德國，輾轉到了更加包容、更加自由的美國，此后包豪斯風格才發展壯大并成為一種國際化風格的。也就是說，從過去德國的例子來看，高尚的目的也不足以成為管制設計活動的理由，甚至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上來說，管制是有害的。

因此，在面對當今的各種奇奇怪怪的建筑時，與其去要求政府有所作為對這些建筑進行管制，倒不如在厭惡、咒罵的同時在心底保留一絲包容。對于建筑設計的趨勢，我們為何不建立一種尼采式的樂觀情緒。畢竟，只有自由的環境才能夠激勵人的創造性思維。并且，依據國外城市中的建筑案例，我也愿意相信，隨著經濟的發展建筑師和委托人的審美能力都會不斷提升。

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自由選擇》一書中，讀到許小年先生在推薦序中的一句話，令我頗有感觸。許先生說：“自由人和宮奴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為了獲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則以自我奴役換取奴役他人的權利。”